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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臺北故宮博物院,驚奇地發現其中一個展廳叫做“慈悲與智慧”,于是決定:只重點參觀翡翠白菜、東坡肉兩件鎮館之寶,剩下時間全部停留在慈悲與智慧--宗教雕塑藝術展廳。因為自己對文物了解不算太多,卻因為喜歡林清玄先生的散文而對佛教禪宗多少有些好感。

在佛教雕塑里,單尊佛像有佛、弟子、菩薩、護法神這樣幾種形象。佛,為信仰的中心,代表覺悟者,弟子隨佛身側,從僧侶為造型。菩薩以太子為造型,雖具有佛慧,但為濟渡眾生故,不忍入涅磐在佛(如誓除人間苦厄的觀世音菩薩、“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薩)。而護法神以忿怒相,鎮攝內外邪魔。以上諸神像與代表涅磐的佛塔,共同建構了佛教信仰的基本框架。

從塑像的表面來看,塑工最為繁雜的不是佛,而是護法神,中國古代藝術家用神妙的想象結合佛教經典及其藝術能力賦予護法神種種面相可怖的形象。如羅漢手腕、脖頸上纏有毒蛇;以人的頭骨作為頭飾及項鏈;手指及腳趾的指甲均作了一定藝術處理,使它們看起來如猛獸的指甲般銳利;護法神的表情均為圓睜雙眼(部分護法神為三眼)怒目而視,自有一種作為護法之神的威嚴。而佛的雕刻大多簡潔,不做過多裝飾,只在一些重要部位做精致刻畫,卻無一例外的都是莊嚴法相。一般來說,佛的面部特征較為統一,面相方圓,天庭飽滿,大眼橫長、鼻梁筆直、口如刀刻、雙耳垂肩。在展廳中有一尊較為特別的雕像是大理國菩薩像。由于宗教形象也不能脫離現實,是根據人類的形象加以豐富賦予神鬼,那么作為佛的形象也由于地域差異產生不同。佛教從天竺傳入中國,在中國發展、傳播而產生變化,雕塑上也體現出的明顯的地域特征。大理菩薩像上身袒露至腹,帔帛斜掛;下穿羅裙,腰部有束帶,面相略呈苗人形象,或多或少透露出苗人的體貌特征。

佛教傳入中國漢族地區,歷來均以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75年),派使去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為佛法傳入中國之始。中國在接受從天竺而來的佛教之后,起初沒有區分大小乘經典,立宗立派也沒有區別,成型的有:律宗、成實宗、俱舍宗、三論宗、涅般宗、地論宗、禪宗、攝論宗、天臺宗、凈宗、唯識宗、華嚴宗、密宗這十三宗派。自晚唐以下的中國佛教,禪宗特盛,繼而禪凈合一。

佛教在中國的三國、魏、西晉各朝代時,主要傳播活動仍是佛典翻譯。這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佛教教義的宣傳、研究,為以后佛教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

在南北朝時期,由于皇帝好佛,于是百姓便很容易跟隨統治者而好佛。但是此時中國的佛教還是處于學習天竺教義的階段,那么所謂的西方極樂等等思想就成了統治者的工具,讓百姓寄希望于來世,那么今世的苦難就多以忍耐來對待。也許這是佛教在歷史上做為穩定社會的積極作用,但是這不能不說是佛教的悲哀。

唐朝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到僧兵的援助。他即位后下詔在全國建寺院,設釋經處,培養了大批佛教高僧、學者。隨后唐僧西行、天竺僧東來,帶來大批佛教典藉。為佛教注入新的生命力。中國高僧輩出,發展出了各大宗派,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佛教從此誕生。

五代以來,士大夫成為推動宗教與文化的主力,佛教漸漸融入百姓生活,佛教更徹底的中國畫,而佛像雕塑的造像風格也更加的平易近人。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僧侶,即位后自封“大慶法王”,親自講佛法,度僧道。利用佛教幫助他鞏固初建立的明朝政權。清朝各位皇帝都崇信佛教,皇室崇奉藏傳佛教,漢語系佛教仍在民間流行。由于明清兩代經濟繁榮,佛教傳播其實早已無需貴族扶持,人們致力于經典的校刻和說道,雖然義理沒有太大的創新,但教義早已透過法會等活動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時人多乞求延命、祈子而XXXXXX菩薩,神像的雕刻也就多為世俗色彩較濃的地藏王菩薩、觀世音菩薩。

說到中國佛教,就不能不提一下禪宗,禪宗以禪定作為佛教全部修習而得名。相傳為菩提達摩創立,下傳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而分成北宗神秀、南宗慧能,時稱"南能北秀"。北宗主張"佛塵看凈"的漸修,數傳后即衰微;南宗傳承很廣,成為禪宗正統,以《楞伽經)、《金剛經》、《大乘起信論》為主要教義根據,代表作為《六祖壇經》。六祖慧能是禪宗的真正創立者,主張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凈、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慧能以后,禪宗廣為流傳,于唐末五代時達于極盛。禪宗使中國佛教發展到了頂峰,對中國古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中國的社會在發展,佛教也在我們這片土地上發展。佛教過去對中國社會各民族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今后仍將繼續對各民族產生影響。因此,認清佛教曾經、并且現在仍然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對于我們思索將什么樣的佛教帶入二十一世紀,如何使佛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揮其所應有的作用,是有現實和歷史的意義的。